
高市早苗终于把“村山谈话”四个字说出口了,可这话从她嘴里出来,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她的作风众所周知,这样一位敢在国会质问村山富市“你凭什么代表日本认错”的人,如今轻飘飘一句“当然包含在内”,这话的诚意可想而知......


参议院里的那句“继承”
10月16日,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,立宪民主党议员辻本清美把问题直接摆到了高市面前,问她是否坚持“村山谈话”,高市回答说:“历届内阁的立场将保持不变,村山谈话自然也包含在内。”
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毛病,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以前是什么态度。
1995年,村山富市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那份谈话时,高市刚当选国会议员不久,她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上说过,自己“没有悔意”,也不认为“有任何理由要求我忏悔”。

2005年,她又在杂志上批评村山谈话,说如果任由这种观点继续,“将会把后代束缚在‘犯罪国家的公民’这个标签下”,2013年,她对谈话里用“侵略”这个词表达了不安。
一个曾经这样评价村山谈话的人,如今在国会里说“自然包含在内”,措辞上是转身了,但转身的幅度有多大,要看她怎么说的,她用的词是“历代内阁的立场”,不是“我自己的立场”,这两者中间隔着一段距离。
这段距离可能就是这次表态留下的余地,内阁的官方口径要延续,个人心里的认识改没改,是两件可以分开处理的事,高市把这两件事分得很清楚,这也是这次“改口”最需要拆开来看的地方。


同一天的另一句话
真正让这次“改口”显得微妙的,是另一则报道,据日本《朝日新闻》17日报道,当高市被问到过去那些关于历史的错误言论时,她的回答是“我毫无遗憾”。
一边说继承村山谈话,一边说对当年质疑村山谈话的言论毫无遗憾,这两句话不打架,因为它们说的是两码事,前一句说的是内阁这个机构的立场延续,后一句说的是她个人的想法没变。

把这两句话叠在一起看,所谓“承认村山谈话”,更像是一种程序上的确认,不是认识上的转向,这种表态方式在日本政坛有先例。
内阁继承前任的官方立场,是维持外交连续性的常规做法,但首相个人怎么看那份谈话,是另一回事,高市把这两件事分得很开,对外,她给出的是符合惯例的官方答案;对内,她保留了自己一贯的看法。
这种两头都照顾到的说法,既能应付国会的追问,也不至于在支持者面前显得彻底转向,明白这一点,就能明白为什么一句“继承”不能简单等同于“反省”。


压力来自哪里
高市挑这个时间点做这个表态,背后有几股力量在同时使劲,政界的声音来得比较直接,资深政治家小泽一郎此前就中日关系恶化表过态,他说这是“我们国家的问题,必须自己来收场”,还认为首相对此“责任日益重大”。
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一直主张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,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日本走向“新的战前状态”的担心,在野党的追问,加上执政党内部的不同声音,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压力。
经济界的动作更具体,9月底,日本前外相、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带着约50名企业高管访问北京,和中国外长王毅等人见了面。

岩屋回国后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很重的话:“坦率地说,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一方,”他指的是高市围绕“台湾有事”的答辩导致的关系恶化,一个自民党籍的前外相,用这种方式公开评价本党首相的言行,在日本政界不多见。
高市在参议院的那句“继承”,放在这个背景下看,更像是对这些压力的一种回应,回应的方式是给出一句符合官方口径的话,不一定是改变做法,政界要的是姿态,经济界要的是关系缓和。
高市给出的是一句两头都能交代的话,这句话能不能真的缓解压力,要看接下来有没有配套的动作跟上。


嘴上说的和手上做的
而且判断一次表态的分量,不能光看说了什么,还要看同一时期做了什么,就在高市做出“继承村山谈话”表态的前后,日本政府在防卫政策上的动作没停,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的讨论在继续推进。
其中涉及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内容被媒体披露,防卫大臣此前在多个场合表示,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“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”。
另外,高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里的“敌国条款”,这个主张在国际舆论场引来了反对声音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,“敌国条款”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,至今仍然有效。
我认为,日本推动这个议题的法理可能性极低,反倒会让国际社会重新关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。

因为一个在历史认识上说要“继承村山谈话”的政府,同时在推动删除战后秩序的法律约束,这两件事同时发生,本身就说明口头表态和政策走向之间隔着不小的距离。
把这些动作和“继承村山谈话”的表态放在同一张时间表上看,一个模式就出来了,在历史认识的口头表述上给出符合惯例的说法,在安全政策的具体推进上继续原来的方向,这两条线各走各的。
因为前一条管的是外交辞令,后一条管的是实际能力建设,表态的时机也很说明问题,正好赶在多股压力交汇的节点上,与其说是认识转变,不如说是压力管理。
对中方来说,村山谈话的分量在于它明确承认了“殖民统治和侵略”,并表达了“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”,这份谈话之所以在此后三十年里被反复提起,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检验的标准。

一个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,不是看它说不说“继承”这个词,而是看它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怎么做,高市至今没有收回她围绕“台湾有事”的涉台错误言论。
岩屋毅访华后转述的中方态度很明确: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,在于日本领导人的涉台错误言行,这个问题不解决,一句“继承村山谈话”能起的作用有限。
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逻辑看,高市的表态也有她自己的算计,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周期在逼近,党内不同力量都在调整位置,岩屋毅以“知华派”姿态出现,呼吁改善对华关系,被日本舆论解读为在为后面的政治布局蓄力。
高市抢在前面做一个程序性的表态,至少可以避免在这个议题上被对手完全占了先手,姿态做得越早,越显得主动,至于后面跟不跟进实质动作,那是另一回事。

说到底,村山谈话是一面镜子,它照出的不是说话那一刻的表情,而是说话前后的一系列动作,高市说“继承”,但同一天又说“毫无遗憾”。
她说“立场不变”,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和核潜艇的探讨照常推进,这些动作之间的缝隙,比那句“继承”本身更值得留意,口头上的继承只需要一句话,行动上的继承需要一连串选择,目前能看到的,只有前者。
一句话的表态改变不了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,真正需要观察的,是日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言行有没有收敛,在扩军备武的路径上有没有刹车。
在这些实质性的动作出现之前,一句“包含村山谈话”更像是从外交辞令库里取出来用了一下,不是政策方向上的调整,历史认识的分量,从来不取决于说了多少次“继承”,而取决于在需要选择的时候,站在了哪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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